谈谈孙中山致郑藻如书

近年来,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孙中山早年曾致书清朝退职官僚郑藻如一事;在台湾，以及在国外,这件事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孙中山的这篇书信受到人们的重视上毫不奇怪的,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中山著作中最早的政治作品，它比人所共知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还要早4年多。毫无疑问，该文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篇作品从未被收入孙中山的著作集，数十年来也不曾在有影响的报刊公开发表过。不少国内外学者由于见不到它的全文，便只好从某些出版物中间接转引只言片语。个别流传的抄件或印刷品，也存在不少讹误。因此，特根据《濠头月刊》第14、15期合刊所载的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窃维立身当推己以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第以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学十余年，而犹踌躇审慎，未敢遽求知于当道者，恐躬之不逮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山]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交世，未为迟也。伏以台驾为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著成效。倘从此推而广之，直可风行天下，利百世，岂惟一乡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

因之不讲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

古者怪[圣]人为民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而民乃得安熙于无事。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议焚议辟，既无补于时艰；言禁言种，亦何益于国计。事机一错，贻祸无穷，未尝不咎当时主持之失计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印度教士又有遏种、遏卖、遏吸，俱有其人，想烟害之灭当不越于斯时矣。然而懦夫劣士，惯恋烟霞，虽禁令已申，犹不能一时折枪碎斗。此吾邑立会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推贵乡已获之效，仿沪上戒烟之规。此实事之欲试者二。

远观历史，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痒序无闻焉。综人教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儒[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罢[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然则学校之设，遍周于一国则不易，而举之于一邑亦无难。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共[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颖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以吾富庶之众，筹此二款，当无难事。此实事之欲试者三。

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某甚望于台驾有以提倡之，台驾其有意乎？兹谨拟创办节略，另缮呈览，恳为斧裁而督教之，幸甚。

最先在研究著作中提及这篇书信的，是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所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该书第7页援引孙中山致郑藻如书的某些词句，还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说明：“孙中山给他（郑藻如）的信，1892年发表在澳门报纸上，1948年中山文献周刊第41期，据《濠头月

刊》转载。本文所引系郑彼岸先生手抄稿，由广东文史馆胡希明先生惠借。”根据陈锡祺教授所提供的宝贵线索，笔者于1965年夏天赴中山、珠海等几个县市调查孙中山史迹时，便特别注意访寻《濠头月刊》的下落，终于在中山县石歧镇发现了几本《濠头月刊》，而其中一本第14、15期合刊（1947年10月出版），果然载有孙中山致郑藻如书。

《濠头月刊》是16开白报纸排印本，由中山县濠头中上学生会主办。刊头标出：“本刊四大主旨：（一）策动乡建工作；（二）揭露乡民疾苦；（三）搜讨本乡文献；（四）联络旅外乡人。”题为《孙总理致郑藻如书》一文，便列在该期“本乡文献”栏内。在正文标题下面，用大号字注明“录自光绪十八年澳门报”，这表明,1892年(光绪十八年)的澳门报纸曾发表过这篇著作,而这也是该文得以流传下来的最初来源；至于发表该文的澳门报纸名称及其具体月日，则语焉不详，有待查考。另外，在这期杂志的目录里，在文章作者的位置上，又注明该文“录自勉公《濠头文献外集》”，“勉公”即濠头乡人郑勉刚，但此书现在尚未发现。这样，《濠头月刊》第14、15期合刊，便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孙中山致郑藻如书的最早出处了。

关于这篇书信的写作时间，《濠头月刊》并未说明。孙中山在信里说他“今年二十有四”，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均以虚岁计算年龄，据此推算，则致郑藻如书当可断定为1889年（光绪十五年）所写。

1889年，孙中山正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那时，处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各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加紧蚕食中国的边疆地区，政治渗透和经济侵略进一步加强，中国已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孙中山致书郑藻如所提出的主张，表现了这位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抱负。事实上，在他走上革命道路以前的整个求学和行医时代，面对着祖国的积弱和民族的苦难，一方面逐渐滋长了反对满清统治的意识，一方面则仍着眼于在保存满清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和平改革，而后一方面在当时那个思想发展阶段中是占居支配地位的。这种情况，表明了孙中山早期的思想还不成熟，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又具有进步性。

如果我们将孙中山致郑藻如书的具体内容与前后他的一些重要言行联系起来看，便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孙中山早期的思想主张、特点和发展脉络，从中

也可以明嘹致郑藻如书这一史料的发现对于孙中山研究的意义。下面谈几点认识与大家共同研究。

——向统治阶级当权派或有权势人物上书请愿，呼吁他们利用其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是当时孙中山出自救国动机所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曾作过这样的表白：“当今风气日开，……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并说到他“求知于左右”，希望李鸿章“有以玉成其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也说他早已有“求知于当道”的念头，“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这就足以表明，上书李鸿章是经过多年的思想酝酿的；冯自由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便已打下了上李书的腹稿，也是可信的。除上书李鸿章外，写信给郑藻如也是一次上书请愿的行动。又据孙中山忆述，他在香港读书时还曾上书香山知县，请求对他在自己家乡翠亨村发起修路之举给予支持。由此可知，孙中山上书统治者至少有三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中山要求统治者采纳他的主张以实行社会改良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起初着眼于改良乡政；继而在一县作试验，成功后逐步推广到各地；再就是给李鸿章设计一个改造中国的总蓝图，以备清朝当局在全国范围施行。而当这一切努力都成为泡影时，他就抛弃了对清朝统治者的幻想，决意走向革命。

——讲求实效，注重实践，是孙中山的一大思想特色。他在致郑藻如书和上李鸿章书中都一再强调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前一篇，他认为“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老实地承认自己所学主要得自书本知识，想出来的一些主张又“未尝施诸实事”，担心“躬之不逮”；因此，他才请郑藻如支持他在香山县先作试验，“验其无谬”后始著书推广。在后一篇，所用的语言也差不多，强调要“坐言而起行”，而“非欲徒托空言”；他给李鸿章提了一大堆建议，都表示“欲躬行而实践之”，并提出了实践计划。他不只是上书说说而已，在香港读书期间，就曾利用假期回乡从事“小规模之改良工作”，亲身参加劳动；写成书面的一些具体主张还是根据他的实践结果提出来的。

——发展农业生产，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农业，是孙

中山最为关注的课题。在致郑藻如书中，他把发展农桑列着“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的三项措施中的首位。大约在1891年，他又撰写了一篇专门论述农业的文章（该文经郑观应酌加修改后，以《农功》为题辑入《盛世威言》一书），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而在上李鸿章书中，更是强调“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据孙中山自述，他在课余常与乡间老农谈论耕植，向他们传授有关科学选种、施肥等西方农学知识；还实地考察家乡的土壤情况，试验种桑和罂粟等作物。上李鸿章书中说到的“波毕”为poppy译音，即是“罂粟”。及到了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又曾计划赴法国“考察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周游世界各国考察农业，然后回国至各地勘察土质，“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甚至在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的繁忙日子里，他还积极筹办农学会，准备“以农桑新法启吾民”，此举固然含有掩护起义活动的作用，但就《拟创立农学会书》的本身内容来看，也足见孙中山总是念念不忘于要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

——发展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是孙中山极为重视的另一课题。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把“人能尽其才”列为治国四大纲的第一项，对教育问题有不少精彩的论述。但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由来已久。据孙中山自己说，他最早萌发“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是1878年后那几年“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引起的。1883年他从檀香山回国，就在翠亨村筹办过教育。在致郑藻如书中，他指出教育工作好坏是关系到国家强弱的一个根本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如不加以解决，“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也无济于事。这种看法，以及他所提出的设立兴学会、举办各类学校以普及教育等意见，都是与上李鸿章书中的教育观点一脉相承的。不仅教育问题如此，就孙中山早年的思想倾向和基本主张而言，致郑藻如书《农功》、上李鸿章书也是一脉相承的。

二

郑藻如是一个什么人？他本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朝北洋系洋务派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和高级外交官，但史书上关于他的生平记载甚少，本人也无著作集流传后世。长期以来，历史工作者对于他的研究可说是完全忽略的，只是由于孙中山致郑藻如书的发现，最近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下面，仅就笔者所

接触到的材料，对郑藻如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稍加介绍，并谈谈个人的一些的看法。

郑藻如（1824—1894），字志翔，号豫轩，亦作玉轩，广东香山县得能都濠头乡人。他出身于一个乡绅家庭，其父早年经商。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补诸生，1851年（咸丰元年）中乡试恩科第30名举人。1854年，广东天地会领导的红巾军响应太平天国在本省各州县起义，郑藻如与同邑举人林谦等组织东乡团练总局（包括香山县城以东90余乡），以协同清兵镇压红巾军、解县城之围建立“军功”，经两广总督叶名琛于1856年保举得内阁中书衔。

1865年（同治四年），洋务派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郑藻如以选用同知资格被曾国藩延聘入局，任帮办收支册报委员。1867年以知府选用，1869年升任该局会办，成为冯峻光（该局实际负责人，后任总办）的最得力助手。他办事认真，熟悉业务，具有管理才干，甚得曾国藩、李鸿章及历任两江总督所赏识。李鸿章自1872年初就有调任郑藻如主持天津机器局的打算，却屡因“沪局乏人”而未能实现。当时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冯峻光于“局务主持七年，尚一日离郑不得”，“沪局不可无玉轩，鸿章言之屡矣”。同年夏，李鸿章在奏折中称许郑藻如“才大心细，洞悉机要，有裨军国”，荐为记名海关道，透露了他拟提拔郑任津海关道的意图。1874年冯峻光调离江南制造总局后，由郑藻如总理局务。李鸿章对他的工作表现甚为满意，于1877年再次作出了“玉轩机器熟手，……无人能替”的高度评价。我们从李鸿章的函扎、奏折中，常可看到对其僚属的缺点与不足予以品评，唯独于郑藻如赞扬备至而无一贬语，足见倚重之深。有材料表明，郑藻如还曾被李鸿章收为门下，可知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郑藻如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的一名主要负责人，对该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十多年中，他监制机器、厂房、轮船、船坞、枪炮、水雷、弹药等，使该局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负责督造我国沿海规模最大的吴凇炮台工程。此外，延揽中外专门技术人才，组织外国科技书籍的翻译、刊印，也都有他的参与。江南制造总局虽是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办企业，但由于从外国

引进机器生产和借鉴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任职期间，郑藻如与沈保靖、郑观应等过从甚密，和王韬是文字知己，常就国家富强问题交换意见。

1873年10月（光绪四年九月），李鸿章以郑藻如“廉干沉毅，德器深厚，识略闳通，前在上海综理机器局十余年，与洋人交涉已久，深明机要，熟习情形”，奏请清廷简放他担任津海关道，经办外交、通商、税务兼海防事宜。当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驻扎天津，郑藻如到任后便成为李鸿章办理各项洋务的重要帮手。他接办洋务派的另一个重要军事企业——天津机器局，监制弹药、水雷、电线、行军桥船等。他负责筹建电报总局，会同盛宣怀等拟订章程，派人查勘，购料兴工，并设立电报学堂以培养技术人才。他兼任北洋海防翼长，负责督造大沽船坞，修复天津外城濠墙，并于城墙上筑造炮台。一般外交事务，均由他与各国驻天津领事商洽办理，重大问题才请示李鸿章。李称赞郑藻如“熟悉洋情，办事精核”，让他直接参与处理中外交涉事件，例如：参加同巴西使臣的谈判，订立两国通商条约；与朝鲜使医共订章程，接纳朝方所派69名工匠来津学习机器制造；应朝使之请，代订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又为对付俄国垄断蒙古茶叶市场，他建议免除中国内地茶商赴蒙厘税，以便与俄商竞争。此外，他还采取便民措施，裁撒各卡海巡；筹集巨款，助赈山西、河南饥民……。在不足三年的津海关道任内，郑藻如为发展洋务事业、筹办海防尽了不少力，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1881年6月（光绪七年五月），清廷根据李鸿章的推荐，补授郑藻如为第二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赏三品衔，以三品京堂候补。同年12月，郑藻如抵达美都华盛顿。在他出使期间，适逢美国排华浪潮愈演愈烈，虐杀华工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发生于1885年9月2日怀俄明州的洛士丙泠（Rock Spring）惨案，有28名煤矿华工遭杀戮，700余家华侨的房屋财产被焚掠。郑藻如一再就此向美国政府交涉和抗议，提出“办凶、赔偿、抚恤”的要求，最后以美方赔偿受害者损失14万余美元了结。从郑藻如就该案及其他排华事件所发出的外交照会和给清廷的报告来看，他对在美国以及秘鲁等美洲国家发生的排华暴行感到愤慨并予揭露，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和对侨胞不幸遭遇的同情。他在致驻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函中表白：“我辈无论身膺何职，须要有一段恳切为国为民之心，结为生平至愿。”然而，基于国势衰微和在清

廷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影响下，他又屡感无能为力，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任职4年多，累升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并赏二品衔。

郑藻如从1885年起即患右手偏瘫症，不得不用左手作书，以病乞休却受清廷慰留，请辞多次始获准。1886年5月1日（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自华盛顿动身，途经芝加哥、旧金山和香港，6月10日（五月初九日）返抵香山本籍。此后，居乡养老至终年。

孙中山在何时和通过何人与郑藻如认识，均未见文献记载。最可能的中介人是郑观应。郑观应也是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重要人员，他比郑藻如小17岁，却是“谊同宗，生同里”，70年代在上海时“昕夕过从，结为道义交”，1881年郑观应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便是由郑藻如等推荐的。据郑藻如为郑观应辑著《盛世危言》一书所写的序中说，在上海时郑观应就曾“出其枕秘数册就正于余”，但因工作繁忙，直到退休回乡后才为该书“悉心正订，间亦参以鄙见”。他还对该书赞不绝口，并给以极高的评价：“陶斋（郑观应别号——笔者）之书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若采而见诸施行，则女娲氏补天之石，不是过也。”由此可见，二郑不仅关系密切，在思想观点上也非常接近。而郑观应于1886—1890年间居澳门，当时孙中山正在香港求学，两人订交即于此时，并曾在通信中“研讨改革时政意见”。由于这种种关系，就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孙中山致书郑藻如很可能是通过郑观应转交的。

在当时，孙中山与郑藻如、郑观应具有一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即都希望通过某种社会革新以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这使他对郑藻如所倡行的一些改良措施很感兴趣。据载：郑藻如“以邑中（指香山县——笔者）蚕桑棉茶之利未溥，购种散给居民，教以饲畜、种植诸法。本邑之有实业，藻如称先导焉”。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称誉他在乡间“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著成效”，从而对这位“一邑物望所归”的有权势人物寄予很大期望。孙中山之所以写信给他，道理就在于此。

还有一个华工问题，是在研讨孙中山与郑藻如的关系时不能不顾及的。

当上文提及的洛士丙冷惨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这一排华暴行以及郑藻如的外交抗议，香港报纸均曾予报道。广东人民义愤填膺，

扬言要对在华的美国侨民施加报复。可以肯定，孙中山是知道这些消息的。前此，他曾两度赴檀香山（1878年至1883年、1884年11月至1885年4月），那里有不少华工和华商来自他的家乡（包括胞兄孙眉、姐夫杨紫辉等），他亲眼看到，业已沦为美国附庸的檀香山也不断发生排华事件，这势必引起了他的严重关切。因为这种种缘故，他对处在第一线与美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涉的郑藻如抱有好感，是很自然的事。

孙中山致书郑藻如之后，曾否就华工问题与郑藻如、郑观应交换过意见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不久前，上海史学工作者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盛宣怀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篇有关孙中山的重要史料——1894年6月（光绪二十年五月）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的原件。该函内容是将孙中山介绍给盛宣怀，请后者就孙中山拟赴天津上书李鸿章一事予以关照。函中写道：“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本来，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也有一段意思相仿的文字，提及拟“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招民开垦”；但在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中，明白指出了孙中山“招民开垦”的目的在于“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足见孙中山对华工问题是何等重视，并把发展中国农业与解决华工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根据笔者的理解，上面那番话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为海外受迫害的华工回国后安置就业；二是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免使贫苦农民出洋当华工而受迫害。关于后一点，上李鸿章书在论及发展农业的必要性时曾指出：“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乡间景况大逊前时，觅食农民尤不易。”孙中山的上述主张，与郑观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盛世危言》中有一篇题为《垦荒》的文章，专门论证在我国边疆地区垦荒耕种的必要性，其中指出：华人在国外被“逼作苦工，流离困辱，中国之边境苦无人以实之，而忍听吾民之逼迫羁栖，飘零海外，窃以为非计也”。既然郑藻如曾参与该书的修订并加进一些个人见解，那么，这篇文章有没有反映他的思想观点呢？孙中山关于解决华工问题的主张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呢？这就有待于发现新史料来作进一步的证明了。